当魏国变法兴盛之后，地处西部的一个更加彻底的知耻后勇、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登场了。

秦孝公，生于公元前381年，死于公元前338年，是秦国第二十五位国君。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在位。他在位时，重用卫鞅（即商鞅）实行变法，奖励耕战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使秦国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，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

公元前361年，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登基。此前几代秦君，除了他的父亲秦献公之外，都很平庸，致使国力衰微。东方各国轻视秦国，诸侯会盟也不邀请秦国参与。年轻的秦孝公登基后，愤然喊出：“诸侯卑秦，丑莫大焉”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：孝公于是广施恩德，救济孤寡，招募战士，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，并在这一年颁布了著名的《求贤令》：

昔我穆公，自岐、雍之间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河为界，西霸戎翟，广地千里，天子致伯，诸侯毕贺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，国家内忧，未遑外事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，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，镇抚边境，徙治栎阳，且欲东伐，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
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在魏国没有受到重用的卫鞅也（就是后来的商鞅）来到了秦国，并很快受到重视。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，秦国终于走上了依法治国，富国强兵的道路。

战国初期，秦比较落后，“六国卑秦，不与之盟”。商鞅到了秦国之后，很快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。但商鞅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意图。所以他试探秦孝公变法的决心。第一次见孝公，他说了些“帝道”之类的话，秦孝公“时时睡，弗听”。第二次见孝公，说得多些，是“王道”之类的话，都没说到孝公心里。第三次见孝公，才露出真实的想法，讲了“霸道”（强国之术），孝公终于感到“可与语矣”。第四次见孝公，“以强国之术说君”，孝公“不自知，膝之前于席也”，“语数日不厌”。

孝公能够四见商鞅，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真诚，也表现了他的宽容与耐心。

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，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。秦孝公没有一开始就采取强制手段，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，以理服人。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，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、杜挚等人说话，各方面都把自己的理由摆出来，看看谁更有道理。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道理，使保守派哑口无言，才称之为“善”，才正式任命商鞅为左庶长“定变法之令”。可见秦孝公善于听取不同意见，也善于统一思想。

秦孝公用人不疑，自从起用了商鞅，就对他始终如一地信任。在变法之前，商鞅曾要求秦孝公答应他三个条件，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，不受挑拨离间。否则，必然是权臣死而法令溃。秦孝公欣然答应了，并且说：“三百年来，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，此乃国君之罪也。你我君臣相知，终我一世，绝不负君！”孝公说到做到。在商鞅改革之初，老百姓都很不适应，商鞅变法十年，“宗室贵戚多怨王者”。就是这样，秦孝公始终没有动摇对商鞅的信任。甚至孝公在病重时，还曾表达要把君位让给商鞅。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任，才使商鞅能放开手脚推行改革。

孝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实际行动支持商鞅的改革。改革前，孝公就允诺商鞅，执法不避权贵。新法一旦推行，举国唯法是从，即或宫室宗亲，违法也与庶民同罪。新法实施以后，遭到了一些旧贵族的强烈反对，这些旧贵族暗暗串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，挑动太子驷犯法，企图打开一个缺口，破坏整个变法事业。商鞅毫不动摇，对秦孝公说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将法太子。秦孝公完全同意。考虑到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，不便用刑，便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，一个割了鼻子，一个脸上刺了字。从此，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新法了。

新法推行了十年，秦国大治。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经济富足。民众勇于公战，而怯于私斗，社会大治。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变法最彻底，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。

商鞅入秦的时候，秦孝公年仅二十二岁，商鞅二十七岁。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主导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场深刻的变法，改变了秦国乃至整个华夏的命运。可见从政治国，年龄不是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