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听众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，我们《熊大爷话生涯》的故事是要跟各位谈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的时候的一个故事，题目是《演好自己不如做好自己》。

1965年，我离开台湾去加州，在松山机场跟我父母亲说：“真的很抱歉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进台大。我知道你们每次被亲戚、朋友、邻居问孩子在读哪一个大学时的那种尴尬，因为来问的人，他们的家人都是在这个名校、那个重点大学。唯独我让你们受了蛮多的委屈，虽然你们从来没有提过。”还记得在机场紧紧地抱着妈妈，跟妈妈说：“我不能成为台大的学生，总有一天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台大的老师。”这也许是一句承诺，也许是我内心一直对父母亲的一种希望要做到的一件事情。

1970年，也就是在离开台湾松山机场五年之后吧，终于接到了台湾大学政治系的聘书，要我去担任大一英文这门课。如果是现在的话，我第一个会问自己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我过去英文不怎么样，能不能教大一英文？但是当时并没有。当时觉得，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各位听众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当时是台湾大学考古系给我聘书的话，我也想去接，我也敢去接。因为当时只想到台大去教书，没有想自己合不合适、能不能胜任，都没有考虑。结果，上了几个礼拜以后，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：班上有同学给我建议不要用一半中文一半英文，是不是可以尽量全部用英文来上课。当然，他的建议是好的，但问题是，我很担心，如果我全部用英文上课，同学在那边录音，同学的程度那么棒，又用功，如果被他们找到了这个文法不对、那个语法有什么要修改。我很担心这些，过多的忧虑让我更不敢去面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。

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焦虑：是继续中英文混合上课呢还是接受同学的建议，全部用英文？当时蛮纠结的是，我很想去上课，但是又很怕去上课，主要是自己没有底气。用现在的话就是，干货不多，又不接地气，那怎么敢去上课？当时只顾到自己要到台大去教书的这个想法，却忽略了教书是老师跟学生互动，相互成长，更重要的是相互信任。这一点，回想起来，我的确当时没有做好。

当学生们建议我全英文上课，我的确不敢，因为我很怕，如果讲错了，很可能这份工作就会没有。患得患失的心实在很重，反而变得整个的生活失掉了一个应该有的重心。这个时候，还是向系里面递辞呈，表示自己不能够再继续担任这门课程。当同学知道了这个以后，毕竟有好多个礼拜的相处，大家也有些相处的感情，所以有些同学就去责怪那些要我全英文上课的同学。一下子，好多的同学到了我台北的宿舍里，希望老师不要辞职，一定要回来。这边同学用英文说“To Sir, with Love”，那边就用中文说“吾爱吾师”；这边说“老师，不要走”，那边又讲“我们需要仁师，老师，你不管用全英文讲，一半用英文讲，只要回来，我们都要请老师不要走”，等等。那种情况之下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承受不了这种责任上、情感上的这种，所以又回到了学校。

再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我就不去考虑到所有的担心、顾虑，就真的用英文讲了。当然，有些同学不停地丢小纸条给我，告诉我“老师，这个时候不要用‘ed’”“老师，那个时候不要加‘ing’”。还有一个同学更有意思，他干脆在讲台旁边搬了一个椅子，倒一杯茶给我，说“老师，您坐”，然后他自己就拿了粉笔，在黑板上开始上课了。

当时的的确确感受到，当老师跟学生成了双主体的时候，老师已经不是一个权威者，学生也没有把他当作那种所谓的“传道授业解惑”，而老师对学生也没有任何的顾虑的时候，他们分享了各自所说的、所想的。

那一年的教学让我感受到什么叫诚实地做自己，而不是为了现实而去演自己，这是非常累的，而且累得让你自己觉得有一种内在的冲突。心理学上提到过“internal conflict”，还有“external conflict”，就是人的内心冲突远比外在冲突所带来的压力更大。当时，成为自己，把自己所会的全部都在课堂跟同学一起分享，反而同学接受了老师的坦诚，从不同的角度学到了一些他们认为得到的。

所以，那一年的教学成为我近50年教学生涯当中很美好的一段回忆，因为我跟同学们成就了一次互相成长、互相帮助的教学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更加体会到，在我们的生涯当中，做好自己、成为自己，而不要去演出自己，这样的人生会比较开心。
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各位听众、各位朋友，你觉得呢？谢谢你的收听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