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听众、各位朋友,真的非常高兴又来到了我们《熊大爷话生涯》的时间。今天,我要为各位分享的故事是《我能为哈佛做什么?》。
哈佛大学有一块碑,上面是这样写的:“人不能够选择生长的故乡,但到了哈佛的校园,你就找到了你心灵的故乡。”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,我非常振奋,一直向往有一天能够到哈佛校园。1968年左右,那个时候刚刚念完硕士,有一个机会,跟着一群同学到哈佛去参加一个研讨会,严格地说是一个“summer camp(夏令营)”。进了哈佛的校园,经过哈佛的图书馆,从窗外看到那一盏盏绿色的台灯,就想进去。但是,图书馆的管理员告诉我说:“对不起,你有哈佛的ID卡吗?”被拒在哈佛图书馆的门外。我还记得我一直摸着哈佛图书馆门外的红砖,绕过半圈,再绕过半圈,回到原地,我还是进不去。那个时候,我告诉我自己“Let me in, please.(请让我进去,好吗?)”。当然,我知道哈佛这个世界学术的殿堂,想进去谈何容易。我的年龄、我的成绩、我的学费,太多的因素让我知道,那里只可以向往。可是,它的校园又告诉我们,你不能选择你生长的故乡,可是到了这里,你可以找到心灵的故乡。心灵的故乡多么令人向往。
到了1988年,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。我写了很多封信给当时哈佛大学教育研究学院的教授,提到了我当时在爱荷华州德瑞克大学的博士论文。我的论文是探讨中美对死亡态度的研究。中美大学生对死亡是非常不同的:中国把死亡当作忌讳,西方人基于不同的文化、宗教、习俗等,有不同的态度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伊斯雷尔·舍夫勒教授(Dr.Israel Scheffler),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教育哲学家,他是美国教育哲学的泰斗。令人兴奋的是,收到他的回信,他对于我所提出的“不同族群对死亡不同态度”的课题非常有兴趣。尤其,他谈到了爱斯基摩人跟沙特阿拉伯人的葬礼的不同,特别谈到了中国西藏的天葬。所以,我就主动提出到他的门下跟他一起学习,跟他一起讨论、分享我在死亡心理学、死亡态度上的研究。
我学会了一件事情。就如同前美国总统、哈佛杰出校友肯尼迪所说,“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,而是要问你,你能为国家做什么”。进哈佛的确困难,但是,如果用肯尼迪的这句话来思考,不要问哈佛能够为你做什么,不要问哈佛让不让你进来,而要问我能为哈佛做什么。我一定要提出来我自己能够为他有什么贡献。这就是肯尼迪总统的精神。我慢慢地悟到了这个观念,就是要懂得先利他,才能够利我。
开个玩笑。最近有人说,中国人讲“我们要双赢,我们要双胜”,老美就说“别别别,中国人的‘双赢’就是你要赢两次”。所以,现在要改成“互利共赢”可能会比较能理解。其实,双赢也好,互利共赢也好,就是怎么样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,对方才会给你一个平台、一个舞台。在这么大的战场上,胆小的人一下子就会选择放弃,退出赛场,自信的人就思考、研究你要什么,想办法来满足你的需求,因为满足了你的需求,我就有机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
在今天的《熊大爷话生涯》中,我很想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,就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千里马,自己就是自己的伯乐,不要等别人来帮助我们,要先找出帮自己的方法。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,我能为哈佛做什么比哈佛会不会录取我更重要。
各位听众,你觉得呢?谢谢!

我能为哈佛做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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